美国极度宽松政策长期隐患极大

美联储的极度宽松政策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有助于平滑经济的剧烈波动，但难改经济的下行趋势，同时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隐患。

在失业率方面，各州在原来的失业保险水平上每周增加600美元或引致部分地区出现主动失业情况，侵蚀当前的就业率。根据2018年的美国家庭收入调查，沃尔玛员工的平均工资为每周730美元左右，美国收入的中位数为每周1200美元左右。失业保险的水平与沃尔玛员工的收入相当。在保障水平较高的纽约州，疫情期间失业人员最高能拿到每周1000美元左右，与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相当，因此失业保险水平的大幅上升可能引致部分地区出现主动失业现象，未来失业率或进一步上升。

在通货膨胀方面，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在总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并不必然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但整个市场的流动性过剩会给未来的通货膨胀埋下隐患，一方面，在未来需求稳定后，产业链的修复进程不及预期会导致总供给的减少，进而带来价格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在疫情稳定后，整个经济过剩的流动性会大幅抬升物价。而且政策往往体现出易松难紧的特点，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04%，加息会带来政府债务负担的进一步上升，加之特朗普给美联储施加较大压力，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美国货币政策将持续保持零利率，甚至可能进入负利率区间。因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一旦美国疫情高峰过去，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显现。

在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方面，当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将美国拖入负利率的泥沼，市场预期美国可能会走上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宽松老路，利率升降陷入两难境地。同时低利率政策虽然有利于持续刺激信贷市场与股票市场，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但这部分增长很难被低收入民众获得。依靠宽松政策刺激下的经济增长会在中长期内会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的分化，降低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同时高赤字会加剧两党在税收政策上的对立，未来两党的极端化竞争更加不可避免。

在全球金融市场方面，美国的极端政策对各个国家带来了较为显著的溢出效应。在疫情初期，由于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短缺，全球美元回流本国金融市场支撑国内流动性。在这一阶段，美元不断升值，新兴市场国家的持有美元债务负担加重。为应对到期美元债务，各国竞相持有美元进一步增加美元升值压力。截至2018年末，土耳其、阿根廷、泰国等新兴经济体外债存量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均超过40%。美元的升值导致新兴市场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尽管可能持续的时间较短，但是其崩溃的速度和深度要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严重得多，不排除部分新兴经济体爆发货币危机，进而恶化全球的经济环境。当前，随着美联储的极度宽松政策以及美国的财政赤字率上升，造成美元全球信用受损，美元在中长期具有贬值趋势。同时，随着美国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修复后，资金会进入海外市场寻找高收益资产，也会给美元汇率带来贬值压力，这会造成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资产缩水、跨境资本的无序流动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给这些国家的资产价格、外汇市场和政策调控带来冲击。

最后，美国的极度宽松政策可能会进一步推动逆全球化的趋势。当前在疫情的冲击下，部分国家已经开始采用停工停产的措施控制人口流动和人口聚集，全球供应链停摆。当前美国国内政策环境相对宽松，劳动力较为充裕。未来在经济在企稳回升的过程中，部分产业链或基于政策因素、经济成本与政治压力等原因重返美国，给经济全球化进程带来不确定性。